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輔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謂深遠矣。後來高宗欲立武曌爲后，當日山東出身之朝臣皆贊助其事，而關隴集團代表之長孫無忌及其附屬系統之褚遂良等則竭力諫阻，高宗當日雖欲立武氏爲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顧慮而不敢行，惟有取決於其他别一集團之代表人即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爲山東人而贊成其事（見册府元龜叁叁陸宰輔部依違門），論史者往往以此爲世勣個人道德之污點，殊不知其社會集團之關係有以致之也。又兩唐書以李靖、李勣同傳，後世亦以二李并稱，此就二公俱爲唐代之名將而言耳，其實靖爲韓擒虎之甥屬於關隴府兵集團，而世勣則是山東豪傑領袖，其社會背景迥然不同，故二人在政治上之地位亦互異，斯亦治唐史者所不可不注意及之者也。史復言世勣家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當是與翟讓、張亮同從事農業，而豪富遠過之者，即所謂大地主之流也，此點亦殊重要，俟後論之。

    （四）古今論唐史者往往稱道太宗、魏徵君臣遭遇之盛事，而深惜其恩禮之不終，以爲此僅個人間之關係，實不足説明當時政治社會之情況及太宗所以任用魏徵之用心也。今試發其覆，以供讀史者參考。

    舊唐書魏徵傳雖稱徵是鉅鹿曲陽人，北史徵父長賢傳亦言其爲魏收之族叔，就表面論，似徵爲山東之高門，此不過南北朝隋唐時代矜誇郡望之風習耳。然據元和郡縣圖志載魏收墓在恒州鼓城縣，且言「後魏、北齊貴族諸魏皆此邑人也。所云鉅鹿曲陽人者是也」。但同書載魏長賢墓在澶州臨黄縣，新書宰相世系表以徵爲館陶魏氏，高達夫詩又謂魏郡北有徵舊館，則是徵父墳墓及己身所居皆與魏收葬地并不相近，新表之言甚得其實。依此推論，則徵家不可視爲後魏、北齊貴族諸魏之盛門，可以無疑也。明乎此，則太宗所以任用徵之故始可瞭解。太宗雖痛惡山東貴族（見唐會要叁陸氏族門及新唐書玖伍高儉傳等），而特重用徵者，正以其非山東盛門，而爲山東武裝農民集團即所謂山東豪傑之聯絡人耳。在太宗心目中，徵既非山東貴族，又非山東武人，其責任僅在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苟徵之行動踰越此種賦與之限度，則必啓太宗之疑忌，自不待言也。史言徵薦杜正倫爲相，而正倫者出自山東之盛門，則徵監視山東貴族之作用消失，轉有連合山東社會文武兩大勢力之嫌疑。侯君集者，兩唐書本傳雖不詳載其家世，只言其爲武人，然周書貳玖北史陸陸俱有君集祖植傳，又新唐書柒貳中宰相世系表侯氏條亦載其祖植爲周驃騎大將軍肥城公，與周書、北史相同。後來出土之侯植墓誌稱植曾賜姓賀屯氏（參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貳叁及李宗蓮懷珉精舍金石跋尾等），復與周書、北史所載符合。是君集與太宗俱屬六鎮胡漢關隴集團，史言其才備將相自非偶然，徵竟與之相通，則是總合當日東西文武三大社會勢力，而己身爲其樞紐，此爲太宗所甚不能容忍者，幸其事發覺於徵已死之後，否則必與張亮、侯君集同受誅戮，停婚仆碑（見新唐書魏徵傳）猶是薄懲也。觀徵自請招撫山東，發一書而降徐世勣，先觀建成討平劉黑闥，因於其地深自封植，建成果從其策。及建成不幸失敗，又自請於太宗，親往河北安喻其徒黨，能發之，復能收之，誠不世出之才士。故建成用之以籠絡河北英俊，太宗亦用之以招撫山東豪傑，其個人本身之特點固不應抹殺，但如歷來史家論徵之事功，頗忽視社會集體之關係，則與當時史實不能通解，故略辨之如此。至若徵自録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不悦者，蓋太宗沽名，徵又賣直，致斯結果，本無可怪，然其事僅關係個人，殊微末不足道矣。

    隋末唐初之雄豪其起於青、齊、徐、兗之地者頗多矣，或爲唐室功臣，或爲李朝叛賊，政治上向背之關係雖異，若一究其種姓來源，民族特質，恐仍當視爲同一大類，而小有區分也。兹略徵史籍，論之於下：

    舊唐書陸捌秦叔寶傳略云：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從鎮長春宫，拜馬軍總管。

    同書同卷段志玄傳略云：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

    同書同卷程知節傳略云：

    程知節，本名金，濟州東阿人也。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

    新唐書捌陸劉黑闥傳附徐圓朗傳略云：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河間人劉復禮説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盛彦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説曰：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圓朗棄城夜亡，爲野人所殺。

    同書捌柒輔公祏傳略云：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

    同書同卷李子通傳略云：

    李子通，沂州氶人。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有徒萬人，引衆渡淮，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

    同書玖貳杜伏威傳略云：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攻宜安，屠之。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江淮羣盜争附。

    隋末青、齊之健者頗以馬軍見稱，此亦可注意之點，疑與民族遷徙問題有關，詳下引魏書上黨王天穆傳。兗州之徐圓朗、彭城之劉世徹所謂徐、兗之豪强也，其與竇建德、劉黑闥之關係至爲密切，疑其與竇、劉之徒同一來源，「劉」即劉黑闥之「劉」，「徐」即徐世勣之「徐」也。此點俟後綜合論之。更有可注意者，隋末之亂首發於長白山諸豪，自非偶然之事。隋末暴政全國人民同受其害，然上之壓力其寬猛不必各地皆同一程度，而下之抵抗者亦有强悍柔懦及組織堅固與否之分别。隋末此區域非重兵鎮壓之地，而諸豪又爲强悍而較有組織之集團，是以能首發大難，其不轉向西北而直趨東南者，其以江、淮爲財富之地，當時全國武力又方用於攻高麗，江、淮一隅阻遏力少，引誘力多之故歟？綜合上引關於山東豪傑之史料，就其性强勇，工騎射，組織堅固，從事農業，及姓氏多有胡族關係，尤其出生地域之分配諸點觀之，深疑此集團乃北魏鎮戍屯兵營户之後裔也。六鎮問題於吾國中古史至爲重要，自沈垚以來，考證六鎮問題之著述於鎮名地望頗多精義，然似不免囿於時間空間之限制，猶未能總匯貫通，瞭解其先後因果之關係也。據魏書玖肅宗紀云：

    ［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曰：賞貴宿勞，明主恒德，恩沾舊績，哲后常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闊行間，備嘗勞劇。逮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强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洛，規遏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實惟斯等。先帝（世宗宣武皇帝）以其誠効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朐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兹恩仍寢，用迄於今，怨叛之興，頗由於此。朕叨承乾歷，撫馭宇宙，調風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敷兹後施。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爲民，鎮改爲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効。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狂醜，必可蕩滌。衝鋒斬級，自依恒賞。

    知北魏邊鎮之本末有三事可注意：（一）北魏之邊境鎮戍有前後移動之不同。（二）因前後境外敵人强弱之互異，爲適應情勢緩急之故，而有南北移防之措施。（三）充任邊鎮之兵役者其重要成分爲胡人，尤其是敕勒種族。此詔書所述爲北魏六鎮及其他邊鎮問題最佳史料，但似未經治吾國中古史者之深切注意，故兹更旁引其他有關材料分别證釋之於下：

    北魏太祖初率其部落，進入中原，其邊境大約如元和郡縣圖志壹肆雲州條所云：

    後魏道武帝又於此建都，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

    觀魏書伍捌楊播傳附椿傳云：

    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

    可知北魏當時於近邊要地配置重兵，以資防衛，及國勢漸强，邊境推廣而鎮兵亦隨之轉移也。南北朝對峙，其國勢强弱之分界線大約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際而攻取青、齊之地一役，詔書所謂「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乂」者是也。故「便差割强族，分衛方鎮」，即魏書伍拾尉元傳所云：

    ［太和］十六年，元表曰：今計彼（徐州）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團城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釁南叛，每懼姦圖，狡誘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

    其充任徐州防衛之胡兵，本由北方諸邊鎮移調而來者，蓋北魏當時邊境自北移南而邊鎮之兵亦隨之而遷徙也。至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其政治武力之重心既已南移，距南朝邊境頗近，而離北邊之鎮戍甚遠，遂又移調中原即北魏當時用以防衛南朝之戍兵，以守禦朔垂也。此北魏邊境屯戍之兵南北互相移調之事實，往往不爲史家注意，如北史壹陸太武五王傳廣陽王深（本作淵，唐人避諱改。）傳（參魏書伍捌楊播傳附昱傳及津傳）所云：

    先是，别將李叔仁以［破六韓］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

    論者往往歸咎於不從安置北鎮降户於恒州北，而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以致釀成大亂。殊不知魏朝採取如此之決策者，非僅因冀、定、瀛等州土地饒沃可以供給降户就食，實亦有二原因：（一）在此以前魏朝邊鎮本有南北移防之故事；（二）徙降户於冀、定、瀛三州，正符合祖宗之舊制。觀魏書肆下世祖紀下云：

    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餘落北走。追擊於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爲營户。

    及同書柒上高祖紀上云：

    ［延興元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户。

    ［延興］二年三月，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爲營户。

    同書同卷下高祖紀下云：

    ［太和二十一年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

    等條，知北魏祖宗本以冀、定、瀛、相、濟、青、齊、徐、兗等州安置北邊降人，使充營户，魏朝此舉未可以爲重大之錯誤。又觀魏書柒肆爾朱榮傳略云：

    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

    若果安置此等降户於恒州北，則此最有戰鬥力之徒衆必入於爾朱榮之勢力範圍，與後來葛榮之衆歸於爾朱氏，復轉入高歡之手者正同一例。如隋書貳肆食貨志所云：

    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内徙，寓食於齊（此齊乃魏書壹佰陸上地形志上，武州領之齊郡。）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

    者，可爲明證也。

    據前引魏書世祖紀高祖紀之記載知北魏常以高車即敕勒或丁零族充任邊鎮營户，蓋此族爲諸胡中最善戰者。觀魏書壹佰叁高車傳略云：

    高車，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别爲部落。

    及同書捌叁外戚傳賀訥傳略云：

    訥從太祖平中原，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户。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等條可知也。又觀魏書壹壹叁官氏志略云：

    從第四品上　高車羽林郎將

    從第四品下　高車虎賁將軍

    同書壹玖上汝陰王天賜傳略云：

    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

    及同書肆肆宇文福傳略云：

    ［高祖］敕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指南朝軍言）南面，遏絶歸路。

    則是北魏不獨以高車族爲邊兵，且以之充禁旅矣。至青、齊諸豪之來源，或是邢杲黨徒之後裔。魏書壹肆高涼王孤傳附上黨王天穆傳云：

    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淵）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榆賊」。

    殊堪玩味，蓋此輩豈亦北魏早期河北屯戍營户之後裔耶？常疑楊隋之祖先頗與之有關，以非此篇範圍，姑不置論。

    總之，冀、定、瀛、相、濟、青、齊、徐、兗諸州皆隋末唐初間山東豪傑之出産地，其地實爲北魏屯兵營户之所在。由此推測此集團之驍勇善戰，中多胡人姓氏（翟讓之「翟」亦是丁零姓），胡種形貌（如徐世勣之類），及從事農業，而組織力又强。（其由鎮兵轉爲農民之歷程涉及北朝兵制範圍，此文所不能詳，可參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求其所以然之故，苟非假定此集團爲北魏鎮兵之後裔，則殊難解釋。兹略引史料，以爲證釋如此。然歟？否歟？願求教於當世治國史之君子。

    （原刊嶺南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