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宋嘉祐四年（1059）的冬天，峨眉山顶照例给云雾笼罩着，人们虽不难从这一片迷蒙里想象那上头定是一片冰雪————一片白，但那“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1]的所在，发生过什么事？于人群后世有什么关系和起什么影响？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时山下人家有的在收拾他们的糯米和干胡豆；有的在检点冬衣，想为孩子买点天竺国传来的“木棉”作袄，因钱不够而发愁。这时山下人家之一————眉山县纱縠行苏宅，有人在收拾书卷，检点行装，青年苏轼同着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的弟弟苏辙，将沿着水道东下荆州（江陵），然后起旱北行，重入汴京（开封）。

    不要太相信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话，那也许是《水经注》“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风御奔，不似疾也”的改写。那时坐木船走川江，而又是远从白帝城以西的川江上游出发，要“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2]，路上又有停留，他们足足在木船上过了六十天[3]。

    一个约略具有祖国历史、地理常识的读者，对于这条江水两岸的名城、古迹、产生于这里的神话和粘着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当不是生疏的。二十四岁的诗人苏轼，他接触着这些，他热爱着这些，他精神上吞吸着这些，他一一地记录着、抒写着这些，六十天之中成诗四十二首，且不说这产量可观，那些篇章里是那样地巧于捕捉动的、静的事态，塑为形象；那样地善于摄取古人精华；那样地精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而又是那样言古人所未尝言，写时人所不能写；那样浩瀚，如海如潮；那样锋芒，如九华剑，如七宝刀。……从这时起，从这些诗起，李、杜以后一颗大诗星在长江上出现了。这时节，“古淡”[4]的梅尧臣诗刚刚打退了“西崑体”；“老辣”[5]的黄庭坚诗还未起来；苏诗，独以“清雄”[6]廓大了宋诗的疆土！

    二

    说起“宋诗”，读者总会有与读“唐诗”不同的感受。每觉唐诗熟，宋诗生；唐诗热，宋诗冷；唐诗放，宋诗敛；唐诗畅，宋诗隔；因而也就觉得唐诗豪，宋诗细；唐诗堂皇，宋诗典雅；唐诗浪漫性强，宋诗浪漫性少；唐诗现实意义显，宋诗现实意义隐。是吗？是的，但也不尽是。这种比法，太板，而且把它们互置于对立地位看待，也未必适足以说明唐诗与宋诗。倘从唐诗与宋诗的关系上找一个比喻，如说唐诗似长江黄河，宋诗也像是江河，不过设了水闸水堰之类的话，倒很入情。

    从前的人谈诗，每以“盛唐”、“隆宋”并称。且谓前有李、杜，后有苏、黄。实则苏、黄虽在诗的成就上稍逊于李、杜，而他们所走的道路却十倍艰难于李、杜。

    一，李、杜碰上了那样一个时代：由承平到动乱，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起来了，安处和流亡、富贵和贫贱、生和死，瞬息变幻。这生活，是苏、黄所绝无的。二，动人心魄、沁人心脾的游侠、恋爱一类的题材，在唐代是丰富的，偏是北宋诗人所缺少的。三，唐代以诗取士，因此许多诗人把诗当作致身青云、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宋代诗人没有遇上这样的好日子。四，唐人胸怀宽大些，说话比较可以随便，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7]，也无太大的灾祸，不做官就是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8]的美名儿天下后世传！宋人气量狭小，党争既烈，文网尤严，文同警告过苏轼：“西湖虽好莫吟诗”[9]，而苏轼终于因诗祸入狱，差点儿没掉了脑袋[10]；连“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11]这样的话，也被诬为高兴皇帝的死，入他的罪；又因“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2]而使执政者生气，从已贬惠州再把他谪远恶的军州————儋州。五，唐代的诸侯、藩镇，权力很大，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封疆俨若朝廷，可以庇护诗人，如李白在江南做永王李璘的上客，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虽不终局，总算可以作一个暂时的靠山。北宋时代，中央集权最甚，而朝廷耳目处处，哪怕你远在海角天涯，还是被控制着、监视着。言志、永言，哪里有唐人那样自由？李白的诗里，可以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降及中唐，元稹敢于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有名的《长恨歌》更是人所尽知的。他们直诋当朝或讽刺皇帝的祖宗；这在苏、黄诗中是难于找到的。难道苏黄没有李杜怀抱、元白伎俩？此无他，历史条件不同耳。

    我不打算更多排比故实，唐突古人；更没有打算与“尊唐抑宋”的诗家较量短长；我只想用上面这几个例子来稍稍说明“盛唐”、“隆宋”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他们的生活、人生观、创作态度和表现手段自然也不同。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到“历史条件”、“时代原因”上去。在苏轼那个时代，北宋王朝的统治相当稳定，社会矛盾不曾公开爆发，是不是这样就不可克服地限制了诗人更伟大的成就？决不是如此。曹霑的《红楼梦》产生于清之“盛世”乾隆朝，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个文学状况，和该时代文学中突出的峰顶，彼此确有关，但彼此却不能你赖我，我赖你的。一时风尚、题材，或亦如此。因此，我说宋诗冷、敛、隔……浪漫性少、现实意义隐，也只是触及一点边缘，不曾摸到它们的底。

    不过苏诗不像黄庭坚以后“江西诗派”那样生、冷、敛、隔……相反，苏诗能熟能热、大放大畅，作为长江黄河，往往冲破了水闸、淹没了水堰，汪洋恣肆，波涛泛滥。可惊的是，苏轼没有李、杜的时际，而来从事李、杜的事业，这太不容易，这要大本领！须得走新的路，或者说：造路。

    读者直接接触到他的作品，便知他是怎样“白战不许持寸铁”[13]地来“吞五湖三江”[14]！

    三

    今存苏诗，是他从二十四岁起，到六十六岁止，四十几年中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小部分不可靠，那是别人的作品，后人编集时所羼入。剔去这些，也并非全部，他二十四岁以前的，我们今天无从从集外再找到，其他遗落的也难于再辑得。这里只是从通行的苏诗集子里选出三百三十二首，以中年的作品居多。

    苏轼写诗，早年学刘禹锡，语多怨刺；晚年虽假道于白居易，而驰意于陶渊明，平淡近人，杂以禅味，但仍是“二分《梁父》一分《骚》”[15]。中年受李白影响颇多；又不时地师法杜甫。前面说苏诗“清雄”，也以中年成熟的作品最能代表。当然，像苏轼这样一个大作家绝不是几个前辈诗人所能范围，他更上溯承祧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其创作的主要源泉则是来自生活，尤其是在被贬谪、被放逐、流离中获得接近人民丰富的生活。

    “清雄”是苏诗的艺术境界。

    “清”似近于“古淡”，而实不同于“古淡”。“雄”易混于“老辣”，而实不同于“老辣”。因此，在“宋诗”中，苏轼未尝肯学步于前辈“诗老”梅尧臣，虽然梅尧臣在欧阳修领导的文学运动中是诗歌方面的旗手；而又不苟合于黄庭坚，虽然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两人在诗的成就上，并世齐名，但两家“家数”，却绝少血缘。

    梅诗古淡，古淡就未免“冷”；黄诗老辣，老辣则一定“狠”。苏诗的特色恰是不冷不狠的“清雄”。

    怎样是“清”？清者明澈洒脱，不泥不隔。以诗为例：

    酒阑病客唯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和子由送春》

    怎样是“雄”？雄者壁立万仞，辟易万人。以诗为例：

    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若论“清雄”：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有美堂暴雨》

    是一个例子。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另是一个例子。

    但苏诗也有“敷腴”乃至于“肤滑”的一面，虽然在他的全部诗作中那仅是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却有大影响于后人：“敷腴”之作，实开南宋陆游一派；“肤滑”之风，使后来许多庸俗诗人不仅把诗当作“羔雁”，而且在写作上找到了“法门”。

    在这一点上，苏轼的创作态度实是没有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那样严肃，没有他的前辈梅尧臣那样严肃。我敬爱的读者：无论你怎样喜好苏轼，我们不能为他呵护。

    四

    宋诗，对于唐诗来说，它是新诗。这新的局面，可以说是由苏、黄打开的。

    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不曾受到前人的注意。偶尔有人注意了，却是说它坏，甚至于否定它————不是诗！清代批评家纪昀就是这样说的：“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在李、杜诗篇里是找不到的。

    大家读苏轼的《汲江煎茶》又将有另一种新的感觉：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这时是月夜，天上有月，水里也映有月，人们舀水，似乎连月亮也舀回去倒进水缸里。水是江水，舀一杓，不就是分得了江的一部分吗？月小，偏说用“大瓢贮”；江大，偏说用“小杓分”。这两句诗，也许从韩偓“瓶添涧水盛将月”化来，但这种表现手法，怕未必逊于或者还高于前贤！

    苏轼用“喻”是最丰富的、博洽的、精当的，不袭用古人已用过的对事物的比拟，不止用一种形象来比拟一件事物，常是像明珠一样，不是一颗，而是一串；像射击一样，不是一发，而是连发：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清代的诗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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