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窗户朝外边望去，看见下面有许多德国人，但十分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傻站着。除了西边没人，他们在我们周边站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定以为那支‘铁拳’榴弹发射器把我们都干掉了，因为我们停火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的尸体间绕行着，命令部下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手头所有的武器朝外打！”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旁，下达了开火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剩下的所有武器射击，那是6挺‘布伦’轻机枪和14支‘斯登’冲锋枪，都以最高射速射击。”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站在窗户边，操着机枪紧靠着胯部射击，同时高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哇哦，穆罕默德”。只打了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只看见一张灰色的地毯。被我们击毙的德国佬肯定有30～50个。”[11]

    现在，他的士兵开始着手收拢死者和伤员。有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奄奄一息；还有5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弹片击中，他发现自己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客串医护兵的工兵平基·怀特（Pinky White）和麦凯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只能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名官兵之中，现在只有21人还有战斗力：阵亡4人、25人负伤。尽管他们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却收集到了大量吗啡，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个人都要休克了，都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赢得了又一段喘息之机。我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妙，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中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表示我们全都精神饱满，正在坚守。”

    阿瑟·亨迪一等兵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既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中校营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让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绝望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增援正在极其痛苦地接近————就在大约1公里开外，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约翰·安东尼·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一直想沿着“狮子”路线强行突破————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时所走的那条莱茵河边的公路。黑暗中，由于缺乏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其他3个营也在推进————戴维·多比中校的第1伞兵营、乔治·哈里斯·利（George Harris Lea）中校的第11伞兵营，以及威廉·德里克·赫辛·麦卡迪（William Derek Hessing McCardie）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多比的部下离他只有几百米路。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开始从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稠密建筑物之间穿过。在他们南边的“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顽强抵抗，现在第1伞兵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突破。起初，这3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消失了，德军在夜间零零星星的抵抗突然迅速集中起来。英军的推进逐渐停止，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张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军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正打算进行一场大屠杀。

    堵在街道上的德军坦克和半履带车辆向英军先头部队开火，迫使对方停止前进。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埋伏在建筑物内的德军机枪组通过窗户朝外开火。架设在莱茵河南岸砖厂里的多管高射炮则对英军进行了猛烈的平射，无情的炮弹如雨点般落进了多比营的队列中；而当菲奇营的官兵试图沿下莱茵河边的那条公路前进时，平射的高射炮火力又转而猛烈轰击菲奇的部下。菲奇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又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成建制的单位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毫无遮挡的公路上也没有掩蔽物，他们被德军炮火有条不紊地扫倒了。“令人痛苦的是，”第3伞兵营营部副官欧内斯特·沃尔特·塞科姆（Ernest Walter Seccombe）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了一阵致命的交叉火力，我像一袋土豆那样倒下了，甚至连爬都爬不了。”塞科姆的两条腿都中了弹，无助地看着两名德国兵走到自己面前。这名英军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帮忙看看自己的腿。德国人随即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其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对不起，上尉先生，”他告诉塞科姆，“对您来说，战争恐怕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的医护兵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12]。

    菲奇手下的一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条公路上，而第1伞兵营的官兵尽管自身蒙受了巨大伤亡，仍然匆匆朝菲奇营那点可怜的残存人马走去。多比中校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重重。当多比冲入密集的炮火封锁线，越过菲奇营的官兵时，他自己也负了伤，随后被俘了（不过后来他又成功地逃脱了）。到当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多比的第1伞兵营只剩下了40人，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场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拦阻射击，德军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布伦’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在经过一条被炸断的供水总管时，我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冲刷着他的尸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菲奇的部下试图跟随多比营继续前进，但随后他们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行军队列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的报告表明，此时营内已经完全乱了套。“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3伞兵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1伞兵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高炮以及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又开始了……伤亡人数增长的越来越快，每分钟都有伤员小组被后送。”

    由于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部下撤回到莱茵馆，那是河岸边的一个大型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撤回，”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片地区似乎都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罗伯特·爱德华兹二等兵记得，有一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沿原路返回，直到遇见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中校没能抵达莱茵馆，在那条致命的返程路线上，他被迫击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系列奇怪的情况，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实际上却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通信故障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便与自己的勤务兵兼司机阿瑟·特纳一等兵一起外出，想要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开始，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他们首先找到了多比营的位置，在那里获悉弗罗斯特营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又从河边的公路出发，赶上了第3伞兵营的一些人马，他们正奋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上了路。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连长已经阵亡的伞兵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被敌人包围。德国兵朝英国兵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公路朝一个小河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只剩下不到200米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纷纷倒下了，”他回忆说，“我们只剩下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泅水渡河，到西边再游回来寻找师里的部队归建。在一处小角落的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3名同他在一起的士兵飞快地跑到了房子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传来的喧闹声可以得知，德军显然正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处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此后3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一直躲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13]

    与此同时，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在经过了数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反攻的德军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莫里斯·A. 福克纳二等兵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巨大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却又与德军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但随后他就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了。”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威廉·A. 奥布赖恩（William A. O’Brien）二等兵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军投入了六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听见火箭弹呼啸的声音，我们都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2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第1伞兵营机枪排的安德鲁·米尔本二等兵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上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机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机枪放在吉普车里，和另外3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旁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就卷入了战斗，吸引了大量敌军火力，德军的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部队开始在他周围后撤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打出了弧形弹道。他记得自己听见了一种“嗤嗤”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睛和手都负伤了。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托马斯·普里查德二等兵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米尔本身边已经围着几个士兵了。“他躺在扭曲的‘维克斯’机枪上面，双手吊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大喊让医护兵过来。”在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特里·“塔菲”·布雷斯（Terry “Taffy” Brace）下士听见有人在喊叫，把刚刚处理好的一名被弹片击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人朝他喊道，“‘维克斯’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在奔跑过程中听见德军机枪在不断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惊恐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他的颧骨下面垫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包扎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停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那里的荷兰医生立即开始医治伤员。随后布雷斯又回到了战场。[14]

    布雷斯穿过似乎躺着数百人的田野和公路。“我在每个人身旁都停下来察看，”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人把手伸向了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当天在战线上来回穿梭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发现那名中士已经停止了呼吸。

    现在，英军正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炮，步兵反坦克抛射器的弹药也用完了，部队损失惨重。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稠密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既有效又成功，这次进攻夺占了兹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少将一直藏身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嘎嘎’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随后安东·德克森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公路尽头。我们跑上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一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师部现在位于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尔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回到了师部。

    现在是清晨7点25分。在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了战斗，失去对战斗的控制长达近39个小时。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告师长被俘了，也看不见第2集团军的影子。”佩尔在旅馆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师长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盯着他看————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很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冲了出来，他盯着厄克特说道：“长官，我们还以为您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傲的师被打散了，被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自己参加“市场”行动部队的所有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由于天气原因而延误，加上丧失了珍贵的第二次空投的补给品；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进展缓慢。厄克特震惊地获悉，据报告第30军甚至连奈梅亨都没有到。发生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令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场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出人意料地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斗做出精确的指示。最让厄克特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分乐观，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的存在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犹如连环套一样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把第1空降师带到了灾难边缘；只是严格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魔鬼”们凝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努力把部下协调起来，甚至到连一级。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官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要更高的要求，但他别无选择。这个富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让他心爱的部队免于被消灭，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战况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了。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空投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部下坚守的战线已经缩短，下属各部队的战斗区域更是全面收缩。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海泽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胡弗农场；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鏖战；下莱茵河公路上的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图的各个地方，根据新的报告，红色箭头都表明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结，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新集结，协调他们的推进，并在最后孤注一掷的进攻中将他们送往大桥。眼下，厄克特对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遭受到的惨重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并没有在那里。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战斗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我派出了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巴洛上校，作为希克斯的副手，他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我让他坐上吉普车并带好无线电台马上出发，进城去把两边的部队给联系起来。随后我向他详细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位置，并命令他对攻击展开妥善协调。”

    巴洛永远没有赶到那两个营的所在之处，他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打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

    波兰人将在第三次空运中到达的事情也几乎同样紧迫。他们将在大桥南入口着陆，直接落到已经做好准备的敌人头上，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军显然得到了装甲部队的增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联络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消息发送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份警告电报，要求更换新的空投场。后方军部一直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但这已无关紧要了。还有一个麻烦，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关键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必经的那条“走廊”再次敞开了。在阿纳姆南边74公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辆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15]。禁卫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这次推进由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打头阵。现在是9月19日清晨6点45分，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在“走廊”该处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在北边56公里处，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军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迅速而又完好无损地将其夺取的话，德军就会把它炸掉。

    这样的担忧令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准将、军长布朗宁中将以及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项计划中最关键的所在。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1空降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困境。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少将死了[16]，他的师被粉碎了，但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递出任何消息。在坦克纵队中，官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呼啸山鹰”亦是这样认为的。“对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和坦克上的大炮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战史学家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后来写道，“保证有一项计划，许诺这项计划可能奏效。”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敌方始料未及的顽强抵抗，但仍然夺取并守住了从艾恩德霍芬一直到费赫尔的24公里长的公路。在沿途各地，第2王室骑兵团的装甲车、掷弹兵禁卫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30军主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用多久这支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紧接着，装甲先遣队便以蒙哥马利所期盼的那种整个进攻应该有的冲刺，在两侧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之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赫拉弗。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82空降师会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位于一辆先头装甲车上的威廉·切内尔（William Chennell）下士回忆说，“由于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条关键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路程。这条孤零零的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空降兵为了让它保持畅通而奋战到底、流血牺牲，公路原本随时都会被切断。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那么这条“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条生命线就是成功的保障。士兵们为胜利而激动万分。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个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噬阿纳姆的英军空降兵。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却感到不安。18日下午，他与加文准将碰了个头，但军长没有得到有关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能接收到任何情况汇报的电文。尽管官方宣称，此次作战行动的进展令人满意，但从后方军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2集团军得到的消息，都让他的身心备受折磨，担忧不已。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遇到的麻烦可能非常严重。

    有两份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军在阿纳姆的兵力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实力要比计划制订者们预期的更为强大，反应速度更为迅猛。皇家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表明，英军只坚守着阿纳姆大桥北端。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军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内。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匮乏而烦恼，又被自己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最迟明天。”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一刻起，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到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了，比布朗宁对该师独立作战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此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1空降师的形势非常严峻，但他还是嘱咐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17]

    在美军第82空降师的战区内与地面部队建立联系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禁卫装甲师的先导装甲车被派了出去，把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和禁卫装甲师师长艾伦·阿代尔少将都接了过来。两位将军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一处能俯瞰河流的地方。威廉·切内尔下士的车被选中送其中的一位将军，在那儿他与一行人站在一起观察奈梅亨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军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根本对我们视而不见。敌人一枪未响，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军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首次获悉第82空降师战区内德军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奈梅亨大桥还没在我军手里。”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已经被空降部队拿下了，我们只需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投场而陷入了极大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保护这些空投场，防止敌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第508伞兵团的一些部队已经无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步坦协同进攻。“要把这些德军赶出去，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比空降部队更多的兵力。”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让英军空降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项行动必须加速。还有17.7公里长的“走廊”要强行打通。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心情烦躁，十分沮丧。尽管比特里希不断施加压力，但他仍然没能把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感到简直愚蠢透顶！”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英军伞兵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情况，如果用他的部队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让坦克和大炮对准他们，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觉得首先应该劝降他们。”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次暂时的休战，他们要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人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5岁的斯坦利·哈利韦尔（Stanley Halliwell）中士，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他要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儿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名德国军官将过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名德国军官过来。“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送完口信并得到中校的回答之后，立即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他在那儿举着休战旗进入了英军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营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打下去毫无意义，英军已经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自身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弗罗斯特记得，他当时想：“只要能够送来更多的弹药，我们很快就能在面对党卫军对手时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弗罗斯特的话。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回去，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德军那边可能有些困难。“由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完全一样的话，中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留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一侧，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在那里，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怎么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那支兵力薄弱的小部队仍在坚守着，麦凯依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想自己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那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医护兵平基·怀特走到窗口，和麦凯站到一起。“滚！”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空降兵也喊了起来。“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英国人的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迅速回到德军占据的建筑物内，“仍然挥动着他那块脏手帕”。

    大桥上的英军官兵被重重包围，但士气高昂。哈梅尔劝降的尝试宣告失败。狂暴的战斗再次开始了。

    [1] 达利风格（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 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3] 在荷兰著名军事史家特奥多尔·A. 布尔里（Theodor A. Boeree）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4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地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桥头堡……让韦斯特鲍温冈……成为这个桥头堡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2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4] 此处原文写的是Edward Weiss，但根据相关资料，D连副连长是昵称“奥斯卡”的欧内斯特·马里埃尔·怀斯上尉。

    [5]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或拦水而建的低田。

    [6] 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做的采访，还有厄克特在《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之战》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7] 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在特定时间内的资产、负债及净值。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

    [8] 当然这是比喻，fairy tale除了有童话和神话故事的意思外，还有“谎言、不实之词”的含义。

    [9] 马尾藻海（Sargasso 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10] 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考虑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101空降师会合，因而他认为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去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阿什福思·布伦德尔·邓克利（Vincent Ashforth Blundell Dunkerley）中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和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因为想到这事而着慌，因而老是小便。”————原注

    [11] 由于德国陆军身穿田野灰色的制服，“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军尸体摊铺开来，就像张地毯一样。

    [12] 在阿纳姆之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医院都被英德双方的军医和医护兵共同用来照看各自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8公里远的荷兰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在那里他的两条腿都被截掉了。他于1945年4月被释放。————原注

    [13] 9月22日，星期五，迪恩―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栋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处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待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每天只喝几口水，吃少量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并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0月22日晚被送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1空降师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3个人中的一个————迪恩―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押到了费尔普附近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14] 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掉了两只手。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待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15] 贝利桥（Bailey bridge），即钢制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唐纳德·C.贝利（Donald C. Bailey）的姓命名。

    [16] 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通过讯问战俘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号和电话”。————原注

    [17] 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精彩的《欧洲争夺战》（The Struggle for Europe）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仔细检查发送到军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消息便可得知，从阿纳姆战场发出的第一份电文是在19日上午8点25分送达布朗宁那里的。当天又有两份电文被送达，电文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中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份注明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3份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特的师正在被德军有步骤地围歼。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