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合

中尉”问我有没有必要等天黑的时候试着联络一下。

    “你既然这么问我，就说明你想去。”我对他说。我们已经把廷蒂安顿在一张干草铺成的床上，在洞里最干燥的地方，大家抽着烟在休息。另外两个伙伴在外面放哨。

    “你猜着了。”“中尉”说，兴高采烈地望着我。“我就爱这样溜达溜达，伙计。”

    我们就这样呆了一阵，和廷蒂开开玩笑，他已经开始呓语，“中尉”正要出发，罗伯特带着一个山里人和烤好的半片小羊羔进了洞。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吃起来赛过龙肝凤髓，连廷蒂也嚼了一小块，不过两个小时后便和他的生命一起消失。山里人给我们带来了路易斯的死讯；我们没有停下咀嚼，虽然对这点儿肉来说这消息是太过分的调味；他自己没看见，但他的大儿子带着一支老猎枪加入了我们，他儿子所在的那组帮助过路易斯和其他五个同伴冒着弹雨渡过一条河，他肯定路易斯几乎是刚上岸就受了伤，还没来得及进入最近的丛林。那些山里人已经上了山，他们对山路最熟悉不过，在一起的还有两个路易斯的同伴，晚上会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些弹药赶到。

    “中尉”又点上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熟悉一下新来的人；我呆在廷蒂身边，他的生命在缓缓消失，几乎没有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烤羊羔味道好极了，到晚上我们就有九个或十个人了，又有了继续战斗的弹药。真是绝妙的消息。这就好像一种冷漠的疯狂，一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加以增援，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一把抹去未来的希望，剥夺这一荒唐行动的存在理由，以一个消息加上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它的终结。在山洞的黑暗中，我努力让烟卷燃烧的时候久些，感到此时此刻容不得我就这么接受路易斯的死亡，只能把它处理得好像是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保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一点“中尉”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接过指挥权，到达山区并继续前进，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记得自己闭上眼，那个异象在记忆中再次浮现，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他的脸递给我，而我两只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求求你，路易斯。”等我睁开眼的时候，“中尉”背着身在看廷蒂，后者急促地喘着气。我听见他说刚刚有两个山里的小伙子加入了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和炸甘薯；一个药箱；正规军在东部的山丘中迷了路；五十米外有一眼甘泉。但他没看我的眼睛，嚼着烟叶好像在等我说点儿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之后的事好像一个混乱的空洞，血液离开了廷蒂，廷蒂离开了我们。山里人自告奋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里休息，虽然里面全是呕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转折之前，从那以后我便离开祖国赶到几千公里之外，赶到路易斯那里，登陆到这个岛上，这个洞里。我计算着时差，想象在这个时候，星期三，他刚来到他的诊所，把礼帽挂上，看一眼邮件。这不是幻觉，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见、女人和书籍，每天在医院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那么熟悉，而且那不仅仅属于他，也是我当时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少不了他夸张的品评），我中午和值班医生共进的咖啡，我的读物，我的电影和我的理想。我自问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这一切，路易斯或我，仿佛看见回答写在他的脸上（不过这是发烧造成的，应该服奎宁）。一张神情自足的脸，被优越的生活、优选的善本和所向披靡、声誉远播的手术刀所蒙蔽。他甚至不必张口对我说“我觉得你的革命不过是……”完全没必要，只能如此，这些人无法接受一种变化来揭穿他们言行背后的真实理由，那些廉价和定时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摊的仁爱，与同类相处的天真，沙龙里的反种族歧视：“那姑娘怎么能嫁给个黑白混血人，切”，离不开年度分红和节庆广场彩旗飘飘的天主教信念，中间道路的文学，不外乎限量发行版加银饰马黛茶壶的民俗学，官吏奴才们的会议，或迟或早无可避免的愚蠢的灭亡（奎宁，奎宁，又是哮喘）。可怜的朋友，我难过地想象他像白痴一样捍卫着那些虚假的意义，正是这些将毁掉他，便是再侥幸也将降临在他儿女一代。他捍卫封建主的所有权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而他自己只不过拥有一家诊所和一处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卫教会的准则，而他妻子布尔乔亚式的天主教信仰却迫使他在情人们那里寻找慰藉；当警察关闭了大学，查封了出版物，他还在捍卫名义上的个人自由。他捍卫是出于恐惧，对变革的恐惧，出于怀疑主义和不信任，这些在他可怜的失落的祖国是唯一存活的神祇。我在想这些的时候，“中尉”跑了进来，冲我大喊路易斯还活着，刚刚截住了一个与北部联系的交通员，说路易斯活得比谁都结实，已经带着五十个老乡上到山区的高处，还把一个营的正规军堵截在洼地，缴获了所有的武器。我们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说的那些话在事后很长时间里都让人又气恼又害臊，却也成为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进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并且不断进展的事。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不敢对视，用同一根木柴点烟，眼睛直直地盯着木柴，擦着眼泪，要知道烟雾催泪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

    剩下就没有太多可说了，天刚亮，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山里人领着“中尉”和罗伯特来到保罗和三个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双臂把保罗举了起来，因为他的双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坏了。这下我们有了二十人，我记得保罗以他肆无忌惮的方式一把将我抱住，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也没忘叼着烟卷：“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能赢。”我为他的双脚打上绷带，漂亮极了，小伙子们拿他开玩笑，因为看上去活像是在试穿雪白的新鞋，说他哥哥一定会批评他这样不合时宜的奢侈，“那就让他批评好了，”他开玩笑地说，像个疯子一样抽着烟，“要想批评人自己先得活着才行，伙计，你都听见了，他活着，活蹦乱跳，活得比鳄鱼还有精神。咱们这就上山，瞧你给我打的这绷带，真奢侈……”不过好景不长，太阳一出来子弹也铺天盖地地来了，我在耳朵上挨了一枪，如果再近上那么两厘米，你呀，儿子（或许有一天我写的这些你会读到），可你老爸的这些事你就无从知晓了。鲜血、疼痛和惊吓使事物在我眼前变得立体化，每一个形象都凸现于眼前，因为我的求生欲望而产生了另外的色调，其实我并无大碍，用手帕扎好就继续上山；但后面倒下了两个山里人，其中一个是保罗的人，脸上被一颗45型子弹打爆了。在那种时候有些让人永远忘不了的蠢事；我记得有一个胖子，估计也是保罗手下的，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想躲到一棵树后面，侧着身，跪在树干后，我特别记得那家伙还喊着投降吧，记得夹在两阵汤姆森机枪扫射之间，“中尉”回答他的声音，一声怒吼压过了枪声：“这里没人投降，妈的！”山里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一直腼腆得不说话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一百米外有条羊肠小路，通往左上方。我喊着告诉“中尉”，并开始领头，山里人都跟着我。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健步如飞，仿佛是种享受，看得人赏心悦目。最终我们渐渐挨近路口的木棉树，山里的小伙子在前攀爬，我们跟在后面。我喘得迈不动步，脖子上的血流得比砍了头的猪还要多，但心里却很有把握这一天我们也能逃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就像数学原理一样不容置疑，这天晚上我们将与路易斯会合。

    你永远没法解释清楚怎样就摆脱了追兵，枪声渐渐稀落，开始还听见那些惯用的谩骂和“胆小鬼，不敢打就会跑”之类，然后突然就安静下来，树木恢复了生气变得友善，地形起伏变化，伤员需要照料，掺了些朗姆酒的军用水壶在各人口边传递，叹息，几声抱怨，休息和抽烟；继续前进，不停地攀爬，尽管我的肺几乎要从耳朵里蹦出来；保罗对我说喂，你给我弄了个四二，可我的脚是四三的，老兄啊，笑声；山丘的高处，一座小茅屋里一位老乡有些带汁的木薯和清凉的水，罗伯特，很固执也很自觉，掏出他的四个比索来付账，所有人，从那位老乡开始，都笑到岔气儿；中午让人昏昏欲睡，我们不得不抵制住这一诱惑，就像是放走了一位美女，还恋恋不舍地将视线停留在人家的腿上。

    夜幕降临后路越发陡峭，崎岖难行，但我们一想到这是路易斯挑选来等待我们的地方，心里就美滋滋的，这种地方连鹿也爬不上去。“我们马上就会像在教堂里一样，”保罗在我身边说，“没看见我们连风琴都有么。”他恶作剧似的看着我，而我正以帕萨卡利亚舞曲的节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也只有他才觉得可笑。时间我记不大清楚了，入夜的时候我们经过了最后一道哨卡，鱼贯而入，亮明身份并介绍那些山里人，最后终于来到林间空地，路易斯就在那里，倚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自然少不了他那宽檐的帽子，嘴上叼着的烟。我极力忍住留在后面，让保罗先跑过去和他的兄弟拥抱，然后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拥抱了，才把药箱和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放到地上，两只手揣在兜里走近他，看着他，知道他会跟我说什么，他一贯的玩笑：

    “瞧你戴的这眼镜。”路易斯说。

    “你也戴着小镜片儿。”我回答，两个人都笑弯了腰，他的颌骨顶到我伤口上疼得要命，可我愿意这样疼到死。

    “你还是到了，切。”路易斯说。

    自然，他的“切”说得很糟糕。

    “你以为呢？”我回答，也说得一样地糟糕。我们又像傻子似的笑弯了腰，好多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带来水和消息，我们围成一圈望着路易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注意到他消瘦得多么厉害，而他的眼睛在那见鬼的小镜片后面熠熠放光。

    山下又开始打上了，但是营地暂时还很隐蔽，可以医治伤员，在泉水里洗澡，睡觉，特别是睡觉，连保罗那么想跟他兄弟谈话的也睡了。然而哮喘是我的情人，她教我珍惜夜晚，我跟路易斯在一起，靠在树干上，抽着烟观看夜空映衬下树叶组成的图案，不时说起各自登陆后的遭遇，但我们更多地谈论将来，有朝一日我们将要从步枪过渡到带电话的办公室，从山区到城市。我耳边又回响起狩猎的号角，我几乎就要告诉路易斯那天夜里的想法，只为了博他一笑。最终我还是什么也没说，但我感觉我们正在进入四重奏中的柔板，进入尚不稳定的圆满，虽然仅持续短短几个小时，但那已是一种确认，一个我们永远不会遗忘的征兆。还会有多少声狩猎的号角等在前面，我们中间还会有多少人将尸骨无存，像罗格，像廷蒂，像“秘鲁佬”。然而只需看看树冠就能感觉到意志会再一次重整自身的混沌，赋予其柔板的图案，或许有可能进入最后的快板，达到一种名至实归的真实。当路易斯给我讲起那些国际动向、首都和外省的情形，我看着树叶和枝条如何渐渐屈从于我的愿望，成为我的旋律，路易斯的旋律。他继续说着，没有察觉我的胡思乱想，然后我看见在图案的中央亮起一颗星，是一颗很蓝的小星星，虽然我对天文学一窍不通，也判断不出那是颗恒星还是行星，然而我确信那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它在柔板的中心，在路易斯的话语的中心，那样闪亮，没有人会把它与火星或水星相混淆。

    <hr/>[4]195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格瓦拉等八十一人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出发，12月2日在古巴科罗拉多斯滩登陆，同政府军展开激战，损失惨重，后转入马爱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5]此处指古巴岛。[6]指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古巴独裁者，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成功后，被迫下台流亡。[7]“老班丘”（el viejo Pancho）：乌拉圭诗人何塞·玛利亚·阿隆索·伊·特雷耶斯·哈棱（Jose María Alonso y Trelles Jarén，1857-1924），以创作加乌乔（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所属的潘帕斯草原牧民）题材的诗歌闻名。[8]“切（che）”是阿根廷人的口头禅，格瓦拉因此被他的古巴战友们冠之以“切”的外号，他便以此自称，即“切·格瓦拉”一名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