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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当然。’他急忙说。‘请你原谅。我祝你好运，约瑟夫。我真诚地祝福你！’

    “‘谢谢你，鲁道夫。’

    “我走出不通风的公用电话间。一阵风吹来，差点儿把我的帽子给吹落了。海伦冲到我面前。‘快到家里去吧！你的那种谨慎小心已经传染给我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百只眼睛正在暗地里盯着我们。’

    “‘你雇用的还是那个女佣人吗？’

    “‘莉娜？已经不是了，她替我弟弟当密探。他要知道你是不是写信给我。或者我是不是写信给你。’

    “‘那么，眼下的这一个呢？’

    “‘她是个哑巴，而且她也不来管我的事。如果我叫她周末不要来上班，她一定会很高兴。她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的。’

    “‘你还没有把她打发走吗？’

    “她微微一笑，样子美极了。‘我先得确定你确实要住在这儿。’

    “‘你先得把她打发开，我才可以进去，’我说，‘她怎么也不能看见我们。我们不能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吗？’

    “‘去哪儿呢？’

    “真的，去哪儿呢？海伦笑了起来。‘我们站在这儿，活像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寻思上哪儿去秘密约会，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年纪太小。我们能上哪儿去呢？城堡公园吗？那里八点钟就关门了。坐在市政公园的长凳上吗？还是上一家糕饼店去？那都是危险的。’

    “她说得对。这些都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细节——你也没法事先估计到。‘是的，’我说，‘我们站在这儿，的确像是两个十来岁的少年。’

    “我瞅着她。她今年二十九岁，可是她没有什么改变。分开的那五个年头，从她身上溜走，正像水从一只小海豹身上泻掉一样。‘我到这儿来，也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做出的事，’我说，‘一切理性都反对我这样做。可我事先并没有多加考虑。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她没有回答。她那褐色的头发，在街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让我先走，去把那女佣人打发开，’她说，‘可是我不愿意撇下你一个人留在街头。你也许会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走开的这一会儿，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你刚才发现我的地方。一座教堂里。我可以回到那大教堂去。教堂是安全的，海伦。我已经成为法国、瑞士、意大利的教堂和博物馆专家了。’

    “‘过半小时就回来，’她轻轻地说，‘你还记得我们那套公寓的窗子吗？’

    “‘记得。’我说。

    “‘如果角上的窗子开着，那说明没有问题，你就可以上来。如果关着，那你稍待一下，等我把窗子打开。’

    “这叫我想起了童年，那时候我跟马顿斯一起扮演印第安人。那个时节，约定的信号就是窗子里的一盏灯。老沙特汉德或是温内图会等在下面。生活是在重复自己吗？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重复出现？

    “‘好。’我说，迈步走开了。

    “‘你要上哪儿去？’

    “‘我想看看圣玛丽教堂是不是还开着。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那是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绝妙典范。我已经学会欣赏这些东西了。’

    “‘别说胡话了。’她说。‘只能撇下你一个人，这已经是够糟的了。’

    “‘海伦，’我答道，‘我已经学会照顾我自己啦。’她摇了摇头。她脸上那股刚毅之色消失不见了。‘还是不行，’她说，‘还是不行。万一你没回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还是那个电话号码，是吗？’

    “‘是的。’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海伦，’我说，‘一切都会很顺利。’

    “她点点头。‘让我带你到圣玛丽教堂去。我一定要深信无疑，你确实到那里了。’

    “我们悄没声息地走着。去那儿并不远，海伦一句话也没说，撇下就我走了。我目送着她，看她穿过旧市场。她走得很快，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

    “我就在大门底下的昏暗中站住了。右边是市政厅，除了那上面石刻的脸庞被一抹惨淡的月光照到以外，其余都沉浸在阴影里。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就是在那市政厅外面的台阶上宣布的。1933年，千年帝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思忖，是不是能够活着看到宣布它的终结。对我来说，希望渺茫。

    “我没有试着走到教堂里去。我忽然对躲藏起来的想法大起反感。我仍然下决心要谨慎一点，可是打从我见到海伦以来，我实在不愿意再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那样行动了，除非我非这样做不可。

    “但话说回来，在这里待太久，也不安全，因此，我就开始慢慢溜达。这座以前看来充满危险、既熟悉又生疏的城市，现在苏醒过来了。我感觉到它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自己也开始活过来了。我想，最近几年我那隐姓埋名的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空虚，只是纯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倒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它使我得到锤炼，而现在，如同一朵夜里开放的花朵，我那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在我心头产生了。这里一点浪漫色彩都没有，不过这很新鲜，激动人心，好像一朵硕大的、色彩绚丽的热带花，不可思议地忽然开放在一株普通花园里栽培的植物上，这株植物本来指望最多也只能暴出一两个小得可怜的蓓蕾而已。我走到河边，立定在桥上，倚着栏杆，俯视底下的河水。在我左面，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岗楼，现在被一家洗衣店占用了。窗子里亮着灯光，姑娘们还在干活。那亮光分散成一缕缕宽阔的光束，射过河面。栽有菩提树的黑魆魆的城墙，突兀地映衬着高高的天空，右面是一些花园和那座大教堂的侧影。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身心完全松弛了。听不见一点儿声响，除了水的泼溅声和洗衣店姑娘们在窗子里面那闷声瓮气的声音。我听不清她们在讲些什么。我听到的似乎只是还没形成言语的人的嗓音，只是有人在近旁的标志，但还不像完成的言语那样，是虚假、叛卖、愚蠢和发狂般孤独的标志，是一种把听来如同美妙曲调的声音加以歪曲的丑恶的泛音。

    “我呼吸着，仿佛觉得我在呼吸的时候跟河水和着同样的节奏。有那么一段无始无终的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桥的一部分，觉得河水正在随着我的呼吸流过我的全身。这似乎十分自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没有任何的思索。我的思想已经跟我的呼吸和那河水一样变得毫无意识了。

    “一缕暗淡了的光线，急速地穿过我左边的一行菩提树。我的视线跟随过去，随后我又听到那些姑娘的嗓音。我意识到，有那么一会儿，我并没有听见她们的声音。随后，我又闻到了被微风吹过水面的菩提树的味道。

    “那缕移动的光线消失了，在这同时，我背后的那些窗子也变黑了。有一会儿工夫，河水一片漆黑，随后我又看见那一点一点、亮晶晶的月光，洗衣店里的灯光刚才都把它给淹没了。现在只剩下了月光，可是它的闪动却比代替它的那种粗陋的、黄橙橙的光线更加优美雅致和绚丽多姿。我想到我的生活，几年之前，一点光芒在我的生活中熄灭了，我不知道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无数柔和的光芒是否就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现了——如同河面上那闪闪发亮的月光。在这以前，我一直只认为我丧失了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不定从这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什么。

    “我走下桥来，在城墙上那一行行黑乎乎的树木中间踱来踱去，等着挨过那半个小时。夜更深了，菩提树的味道也更加浓郁，月亮把银光撒在房顶和高楼上。仿佛这个城市正在竭其所能，要让我明白我是在编造谎言，任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危险在暗中等待我，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漫无目的的旅程，我可以安心回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用不着警惕这样的心情。我心里自有一种东西在主动地防备着，在向四面八方凝视。我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被捕的次数太多了，当时恰恰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向美屈膝投降，被爱啊，理解啊，遗忘啊这些幻影哄骗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警察是不会忘记的。月光和菩提树的味道不会把密探变成圣徒。

    “我的感官灵敏得如同蝙蝠的翅膀，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希特勒广场走去。房子就在拐角上，那里有一条街道通进广场。那条街用的还是从前的名字。

    “窗子开着。我记起了海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33]，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神话里讲到那个修女把灯火熄灭，王子淹死了。我想我不是王子，不过，德国的确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也许正因为是这个缘故，才有世界上最叫人惊心怵目的集中营。我沉着地穿过那条街，这里不是什么赫勒斯庞特，也不是什么北海。

    “走到大门口，我看见有人从门厅里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回头了，我就朝着楼梯往前走，带着一种像是知道要去哪儿的镇定自若。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从前没有见过。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施瓦茨微微笑着。“那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你要是没有感受过，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回过头去张望。我听到大门关上了，便急急忙忙地奔上楼。

    “房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海伦在那儿。‘有人看见你了吗？’她问。

    “‘有，是个老妇人。’

    “‘没戴帽子的吗？’

    “‘对，没戴帽子。’

    “‘准是那个女佣人。她的房间在阁楼上。我关照她星期一下午之前都不要来了。刚才那段时间里，她一定在梳妆打扮。她觉得别人除了在她的衣着上找差错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不要为她而担心了，’我说，‘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反正她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海伦接过我的雨衣和帽子。她正想把它们挂在前厅里。‘不要把它们搁在这儿，’我说，‘有人会看见的。放到壁橱里去吧。’

    “‘没有人会来的。’海伦说着，带我往起居室去。

    “我先把房门给锁上，随后跟她走了。

    “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年里，我常常想家。后来，我试着把它忘了。现在我尽管回到了家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幅画，曾经是属于我的，并使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段生活。我站在门口。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长沙发和椅子都已经整修过了。‘它们以前不都是绿色的吗？’我问。

    “‘是蓝色的。’海伦说道。”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要是你把它们的生命跟你自己的相比，那可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去比呢？”我问。

    “难道你不比吗？”

    “要比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我总是拿自己来比。当我在河边饿了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这个我除了饿之外，还患有癌症。这样一比，我会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我只是饿了，却没得癌症。”

    “癌症，”施瓦茨说，直瞪瞪瞅着我，“你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

    “我也可以说梅毒。或者说结核病。癌症好像最说得通。”

    “说得通？”施瓦茨仍然一眼不眨地紧盯着我。“癌症也不一定最说得通。你这话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

    “她摇摇头。‘没有。我拒绝了。不过那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要让我家里的人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