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幸的事件

    黄伯祥补上了一个兵，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那正是十九路军将要离开江苏，向福建方面开拔的时候。高华素并没有依照他所说的话去做，他和黄伯祥同样希望自己会当个正式的战斗兵。但是当上海停战协定订立之后，他开始对上海怀下了新的梦想。他终于又走回上海去了。

    高华素从上海寄给黄伯祥的信这样写着：

    亲爱的伯祥同志，还未回来上海的时候，我以为上海已经毁灭了，现在觉得她又繁荣起来，情景和‘一二八’之前没有两样，可惜我们的老板死了，是给日本鬼子杀死的。他年纪老了，肝火又盛，死了也不坏。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决不是活在那边，就死在那边的一个人。你的老婆和孩子都见过了，他们不知从哪里弄得了一点资本，在唐山路，兆丰路口开了一间什货店子，女人也有自己的计划，在你想来大概是不会奇怪的。你的母亲还健在，她很迫切的叫你回来。你的弟弟也碰到过，他脾气太坏了，已经交上了不少的野男女，我看他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高华素所传来的关于黄伯祥的妻子的消息使黄伯祥非常感动，他知道高华素那样说（指“女人也有自己的计划”那一句）是一种过于主观的含有着侮辱意味的言辞，但是如果他的妻子真能这样做，那在他的心中是要引起一种惊动来的。

    “真有本领呵，她开起一间什货店来了！”他暗暗地对他的妻子这样赞颂。

    在从无锡到江阴去的途中，做了一个正式的上等兵的黄伯祥，英勇而壮健————他自从入伍那一天起就成为他们的队伍中最快活、最有朝气的一个。他没有忧愁，没有悔恨，好几次他想回家里去看一看他的妻所开的是怎样的什货店，但是不行，他什么都决定了。他的身体原来就长得不坏，只是为了上身过于巨大的缘故，显得笨重了一点，他的坚决、严肃而带有怒意的面孔说明他绝对地不是可以在别人的戏玩、奴役，以及一切的辱没中让自己无踪无迹地沉寂下来的一个人。一顶烂麻饼一样的军帽子给头上的汗弄得全湿了，帽子的舌头懒懒地低垂下来，几乎遮去了眼睛，这使他在走路的时候前胸完全突出，至于向后倾斜着上身，仿佛把全身的重力都集中在那四方形的背囊上面，而他在一连三日，每日七十多里的行程中一点也不露出倦怠的样子。

    太阳在晴明无云的空中发射着猛烈的火焰，因为前几天还下过雨，路上本是稀烂的泥土现在凝结了，水门汀一样锐利，硬坚的锋棱透过了鞋底，使脚皮火热而发出泡子。小河流像一条满身淋湿，金光闪耀的水蛇，蜿蜒地向北流去。江阴的兴国寺已经远远地在望了，在那赭红色的寺宇的上空，布列着密集的几乎掩蔽了蓝天的鸦群……

    高宗申，黄伯祥的班长，那慈蔼、和气的广东人快活地述说着他自己的含有教训意味的故事。

    “我看过两种人，”他说，“有一种，他的内在的活动很强盛，他每一天在脑子里所想的事比做出来的要多到一万倍，有时候看来他好像很闲散的样子，而他的内心的活动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最喜欢这种人，因为他受得起打击，受得起在打击中所有的一切教训。这是他的灵魂活动的纵深地带，第一线的打击决不能使他动摇分毫。有一种恰恰相反，他没有所谓内在的活动。他注意的是热烈紧张的日常生活，一一小心些吧，日常生活这东西，就像日历，每天撕一张，撕去了就把它扔在纸篓里，以后再没有人想看它了；而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一本书，是翻过了之后又可以再翻的一本书……”

    那是一个群星闪耀、明月当空的夏夜，黄伯祥入伍未久，当所有一切的生疏围攻着他，使他暗暗地发出了无限悲痛的当儿，高宗申班长对他的谈话使他深深地惊异了，他立即承认那忠诚、热心而富于机智的中年人为他的最好的朋友。————在深夜中，凉爽的南风吹去了一天中身上遗留着的热气和汗臭，他们偶然地隔绝了在外面闲荡着还未睡觉的弟兄们，在一幅比麦田稍为高起的草地上走，黄伯祥静默着，紧张而激发，像一个不幸犯了错误而受教训的小孩子，高宗申的温暾而低微的音调叫他深深地起着有益于自己的思索的感动……

    那慈蔼、和气的广东人很能够深切地了解黄伯祥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在军队里，他要算是第一个了解黄伯祥的一位朋友。

    但是这里正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一个正午，一个有毒而易于传染的炎热的正午，嵩屿，————和厦门隔海相对，作为漳厦公路终点的一个小镇，从江苏、江阴方面出发向福建、漳州方面开拔的队伍在这里靠了岸。嵩屿的海很浅，轮船泊在稍远的海面。队伍临时征集民众的小木船以便登陆，有一只小木船悄悄地逃走了，那船伕立即遭了兵士的枪杀。

    被枪杀的船伕据说有两个，父亲和儿子，但是很少有人传闻这件事，这样的事太平常了，不但以前曾经屡次发生过，而且以后还要继续不断的发生。————有一位连长却对这件事特别起了注意，他切实地加以调查，证明这件事是他部下的一个冒失鬼干的，他于是枪决了那冒失鬼，布告说是“惩此凶奸”云云。而有一个犯了嫌疑的是把他消差了————他就是黄伯祥。

    太阳，从海的跃动的波澜反射而起的交织着的光焰，阴哑而失色，在空中布成了迷蒙的烟幕，威迫着人的眼睛，使人的眼睛像给针刺了似的陷于痛苦和纷乱————黄伯祥穿着浓烈地发出人的腥臭的破旧军服（军服决不会因为黄伯祥是一个新兵而跟着也是新的），背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包裹，头上没有戴军帽子，用一条白色，两端有蓝色花纹的毛巾绷着。他的身体变得又高又瘦，黑色的面孔泛着浅绿；忧郁，痛苦而易于感动。他这样良善地对他的朋友高宗申说：

    “我是要回家去的。我早就想过。我的母亲年老了，她无日不在等我回去，————我自从出门到现在没有寄过一个铜板回去，我的母亲也不怪责我，她并且还替我辩护，说人不曾过三十岁是不会有钱入手的；我的哥哥以前也一样。我的父亲却时时用我的哥哥来压倒我呢！只有他才说我的哥哥是一生下来就会赚钱的一个家伙，————我这一次回去，我的母亲一定非常欢喜。我在路上一定不发给他任何一个信息，要好像从天下降似的突如其来，这会使她老人家更加欢喜。”

    高宗申一到了福建之后就高升了，他在嵩屿的临时兵站当少尉服务员，他过去没有受教育，甚至一个字也不懂，但是他有着比黄伯祥丰富的知识，一切都比黄伯祥懂得多些。他是黄伯祥的一个忠实可靠的保护者，他对黄伯祥常常是取若哥哥对弟弟般的宽恕而剀切的态度。

    “我们的队伍开到漳州去之后，”他说，“我一定有信给你。我不赞成你回去，回去有什么好处呢？你的父亲要向你讨钱，你的哥哥又鄙视你，————你的哥哥是天下一个最狡猾的家伙，记得我曾经在广州见过他，————不过我看他对你还是不坏的。”

    黄伯祥跳过了那湮没在蔓草中的荒废无用的铁轨，那蓝色包裹的重量对于他那阔而单薄的背脊显然有着难堪的毒害，他总是让背脊挺直，胸脯突起，以图减轻那包裹的重量，这时候，那向上仰的黑色而略带浅绿的面孔在太阳猛烈的迫射中泛着痛楚、艰涩的苦笑，至于使他的额上和两颊像老年人似的现出了可怕的皱纹。

    “伯祥，”高宗申接着剀切地低地呼叫着，“你不要那样傻，你这一次回去应该和你的哥哥和好，兄弟永远是兄弟，他决不会用尖刀子戳你的脚跟，不珍惜自己兄弟的是一个最蠢的蠢货！我知道，你一定对你的哥哥一点礼节也不讲，————他现在还在广州公安局做事吗？”

    “在。但是他和我毫无关系。他也不寄钱回上海去，他写信给我的父亲说，如果所有的兄弟各人都能寄回十五元，那他一定也能寄（十五元），如果各人都能寄五十，六十也行，他倒不在乎。”

    “你的父亲呢，他一点主张也没有？”

    “我的父亲？”黄伯祥昂奋地发出了难以忍熬的愤恨，“他说他老早就应该发财了，他有一个儿子就已经足够，其余都是白费力气的，————但是我们这两个小的兄弟妨害了他，哥哥不寄钱给他全是为着家里有了我们这两个小的。”

    说到这里，黄伯祥表现了他的稚弱而难以培养成熟的性格，额上和鼻尖都淌出了豆大的汗点，满脸通红，像刚才受了一场无端的侮辱。他的长长的手在作着空洞的舞动，那蓝色包裹仿佛是一个惊人的有毒的怪物，它像一只蜘蛛似的用小小的身体去扑杀比自己大出数倍的捕获物，让那难以制服的捕获物在空中可悲地作着绝望的摆动。

    “你写信给你的父亲没有呢？”

    “不！我决不写信！我的信在我父亲面前会激起了他的仇恨，那是邮票和纸的不必要的浪费！他要狠狠地使用了全身的力气撕开它，随后就连看也不看的丢进字纸篓里去，并且大声地骂起来，说我的字越写越糊涂了，————但是他接到了我的哥哥来信的时候，他要盛气地把所有的人们都吓开去，盛气地找寻他那铁剪子，并且知道怎样珍惜那铁剪子，那地方又不知是谁用的时候不谨慎，以致生了锈，这地方又给小孩子弄缺了，————他要唠唠叨叨的咆哮了整半天，然后才把信小心地慢慢地剪开来。”

    高宗申的坚固、壮健的两颊现出了豁达、同情的微笑，他似乎有意要窥伺一点可以对黄伯祥进行规劝的缝隙。但是他的话这时候在黄伯祥的耳朵中已经是多余的，无效的。

    “你曾经告诉我那神经病的一个（黄伯祥的一位还在乡下的兄弟），他现在怎样了？”

    “还是那个样。我想，如果家里有枪，我一定给一颗子弹结果他。”

    “那是什么话？”

    黄伯祥狠狠地看了他的朋友一眼，沉默了。他随即尖着嘴吹起口哨来，他吹的是广东东江他的故乡流行的一支民歌，疲乏而困倦，在一种单纯的音节里颤抖地，不断地反复和旋转，它悄悄地唤起了一种悲惨而渺然的世界，仿佛是儿时在一条山涧边遇见了一只狼，狼并不侵害他，反而和他戏玩着，互相追逐着，————黄伯祥于是把脚步弛缓下来，叹息着，忿恨着，恋恋不舍地回望那废去的车站（现在正设下临时兵站），一座红砖砌成的高房子，耳朵里听着蝉儿歌唱的强烈的声音。间或从东南面的海湾里吹来了一阵迷离，恍惚而难以捉摸的风儿，使黄伯祥觉得有点畅舒起来了，————他叫高宗申在靠近码头的小茶摊的布篷下坐下来，请高宗申吃白果羹和三角米。远望对海的厦门，那赭褐色的屋顶在燃烧而吐出了烟幕的空气里显得格外的辽远，鼓浪屿则隐藏在一个苍绿的小岛的背面。

    白果羹和三角米吃完之后，高宗申让黄伯祥付了钱，自己买了三斤龙眼交给黄伯祥，却又是黄伯祥把钱付了，————他们向来没有在钱银上分彼此，黄伯祥这次回家的路费还是高宗申送给他的，因为高宗申是少尉服务员，而黄伯祥不过是一个上等兵而已。高宗申却为了黄伯祥这样做（指付钱的事）而大大地怨责起自己来了，他的脑袋显得沉重而纷乱，————他送黄伯祥上了过海的电船，呆呆地站立在码头上，望着黄伯祥远远地还对他招手……

    过了一会，电船为一处长长地伸进海湾里去的山遮住了，高宗申这才带着沉重的脑袋转回了身，在码头上的纷乱杂沓的人堆里撞磕着。

    两天之后，黄伯祥又从厦门回转嵩屿来了。

    高宗申非常欢喜，他觉得黄伯祥这样做是对的，————黄伯祥在厦门逛了两天，他终于变更了主意，他还不曾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决不轻易回到他那黑暗、绝望、毫无光彩的家里去。他的母亲虽则总是迫切地要他回去，至于哄骗他，诱动他。但是他却十分地清楚，如果他一旦为母亲所屈服而一一都听从她的意思去做，他会立即陷进了丧己祸人的危险……他的日夜苦闷着，以全生命放置在上面赌博的雄心，就只好掷进泥沼里去而任其一片片的溃烂了，————他向高宗申表示了更坚强的决心，他愿意在外面流浪，从流浪中寻求生命的着落，如果他这个企图失败，他宁肯毫无音讯地在外面完结了他的一生，就像并不曾在这世界上生存过一样，但是他决不俯首贴耳地跑回家里去，那阴暗，绝望，残害意志力的家里……

    高宗申却冷冷地对他说：

    “只有这一点你比不及我，你总是有着这么多的胡乱的想头，好笑，我一点也不懂，随便你做去吧！不过我不赞成你回家去倒是真，你应该先有钱到手，家里的人总忘不了一个钱字……我们一起到井头去冲凉（洗澡）去吧！”

    夜色开始忧郁地弥漫着，满空的蚊子像雷响一样。弟兄们歌唱着，尽量发出了最奇特最尖利的声音，怪笑，甚至绝无意义的音响，鼓掌，把石子抛上浓密的树梢里去，在勾引附近的女人，————黄伯祥暂时结束了所有暗怀在心里的奇思异想，参进了拥挤在井畔的赤身露体的人群中，争向井里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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